参战前后
(2014-05-07 10:52更新,共7194字)
    海明威中学毕业了,他面临三种选择:考大学、入伍和找工作。他父亲希望他上大学,但他不想上。他想入伍去欧洲打仗。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于1914年,美国是1917年4月对德宣战的。宣战之后,美国青年在战争宣传的煽动下摩拳擦掌,个个想上战场过一过“紧张的生活”,海明威也不例外。但是他父亲坚决反对他去当兵,理由是他年龄太小。加上海明威左眼有毛病,他自己也怕无法通过体检。于是,只剩下找工作这一条路。

    见习记者

    海明威有一个名叫泰勒的叔叔在堪萨斯州的堪萨斯城经商,又有一个同学在《堪萨斯城星报》工作,他通过这些关系进了这家报馆当见习记者。报馆分给他的任务是采访市内有关社会治安方面的新闻,周薪十五美元。他坐着救护车或者救火车前往出事现场,出席法院开庭审判,然后根据自己的见闻写成报道。凡是与暴力和灾祸有关的事情,海明威总是先去现场调查之后才写。据报社的同事回忆,这位见习记者“一见有救护车要开出,他就要坐上去”,他“常常奔到……第四派出所,同鲍斯威尔警长和其他一些人一起坐警备车出去”。(库尔特·辛格:《海明威传》,周国珍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33页。)多年后,海明威对他弟弟说:“很幸运,我的上稿率很高,因为那儿的人喜欢看小伙子们写出来的报道。好像在赛球,我的境况改变得很快。”

    对于海明威来说,在《堪萨斯城星报》的半年中,主要收获不在于发表了多少篇报道,而在于受到了初步的文字训练。《堪萨斯城星报》在当时的中西部是数得上的好报纸。每个记者要记住“文体要求”。主要是这么几条:“要写短句。第一段要短。”“用陈述句,叙述要有趣味。”“不用陈旧的形容词。”“用生动有力的英语,又要顺畅。”“正面说,不要反面说。”据海明威记忆,用俚语也有规定:“不许使用过时的俚语。”“用俚语必须是新的——崭新的,看了叫人耳目一新的。”

    从这些要求看来,这家报纸要求简洁有力的新闻文体,这对海明威后来形成自己独有的文体风格有一定的影响。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就是我在写作方面所学到的最好的准则。我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些东西。一个有才能的人在真正感受和如实描写他要表达的一件事情时,只要遵守这些准则便万无一失”(库尔特·辛格:《海明威传》,第32页。)。

    在海明威进《星报》一个月之后,编辑部新来了一个年轻的记者,名叫西奥多·布伦贝克。他原是康奈尔大学的学生,因打高尔夫球击瞎一只眼睛而辍学。虽然伤残了,他仍然参加美国野战后勤部,去法国开了四个月的救护车。他讲了许多战地故事,海明威激动万分。他们联络另一名记者威尔逊·希克斯,过了新年便向红十字会登记,申请去欧洲战场当救护车司机。那时候海明威的父亲态度也开始松动,同意他去欧洲。这三个志愿者中,海明威是年龄最小的一个,根本不知道打仗是怎么一回事,他在二次大战时回忆说:“我参加上次战争那会儿特别傻,记得当时还以为我们是主队,奥地利人是客队呢。”(卡洛尔·贝克尔:《海明威的生平故事》,第38页。)

    负 伤

    1918年5月23日,海明威等人在纽约港乘坐“芝加哥号”远涉重洋,到了法国。他们在炮火纷飞的巴黎观光了两天,乘坐火车南下到达意大利的米兰。在米兰,海明威同其他十五人一起被编入第四队,又过了两天坐车到了维琴察,再换汽车到了斯基奥。他们这一个队便在这里驻扎,任务是运送从前线下来的伤员。海明威开了三个星期的汽车之后,被分派到供应站工作,即向士兵分发咖啡、烟、糖果、文具、明信片之类的食品和日用品。

    1918年7月8日夜里,他正在皮亚维河沿岸的战壕里给士兵们送烟、巧克力和明信片。那地方是前沿阵地,离奥地利军队才五十码。突然奥军一颗臼炮的炮弹发来,当场炸死炸伤四个人。海明威受伤最轻,他立即背起一名重伤员向后撤退,在半路上又被机枪击中腿部,他倒下了,后来他就记不得是怎样走完最后一段路的。他在1918年8月18日给家里人的信中说:

    ……我中臼炮炮弹受伤二百二十七处,当时并不怎么痛,只觉得我这两条腿像穿了灌满水的橡皮靴子。灌的是热水。两个膝盖很别扭。机枪的子弹像冰冻的雪球重重地砸在我腿上。反正我跌倒了。但我又站了起来,背着那个伤兵进了战壕。到了战壕里我几乎垮了。我背上那个意大利人的血流了我一身,上衣都是血,裤子里面像是有人在里面调了果酱冻,血从弹孔往外流。那个掩体是我们的上尉挖的。他是我朋友,他说:“可怜的海姆要永远安息了。”你瞧,他们见我衣服上尽是血,以为我给打穿了胸膛。我叫他们脱掉我的上衣和衬衣,我里面没有穿内衣,一看我身体一点儿没伤着。于是他们说我会活下来的。我听了很高兴。我用意大利语说我要看看我的两条腿,尽管我怕看。他们帮我脱下裤子。两条腿还在,可是,啊呀,打得不成样子。他们弄不明白,我两个膝盖都打穿了,右脚的鞋打了两个大窟窿,怎么还能够背着一个人走一百五十码……(卡洛斯·贝克尔编《海明威书信选:1917—1961》,斯克利布纳公司,1981年,第14页。)

    这封信寄到家里,当地报纸《橡树叶》根据信的内容编成故事加以报道,接着《芝加哥晚邮报》以整版篇幅登载这位英雄的故事。海明威在后来的家信中洋溢着自豪之情,称意军的战斗是“一场伟大的胜利”,他受伤后“有一种非常快慰的感觉”;还说“一个男人为他的国家牺牲了,做母亲的该是世界上最骄傲、最幸福的人”。受伤时还不满十九岁的海明威根本没有意识到,他险些成了炮灰,成了帝国主义战争的牺牲品。

    在意大利养伤期间,海明威坠入了情网。那是在米兰医院里,有一个名叫艾格尼丝·冯·库罗斯基的护士精心护理他。艾格尼丝来自美国,在纽约参加的红十字会,她身材小巧,端庄而又聪慧,大海明威七岁。随着海明威伤势的减轻,她陪他散步,看赛马。他经常给她写热情的信,后来向她提出求婚,她没有同意,他非常气愤又非常伤心,但始终忘不了她。十年后他把对她的全部温馨倾泻在《永别了,武器》中女主人公凯瑟琳·勃克莱的身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1918年11月结束的。海明威于1919年1月返回美国。23日,船一到纽约,他发现自己成了民族英雄,《纽约太阳报》的记者一眼就认出这位拄拐杖的英雄人物,便作了采访报道。在橡树园,家里人、乡亲们望眼欲穿,整个地区彩旗招展。他弟弟说“欧尼从战场上回家那天晚上是家史上了不起的时刻”。妹妹、弟弟熬着不睡,家里所有的灯都点着,餐室里热巧克力早已准备好。邻居们一个个赶来吻着身穿军装的海明威——“一个为了民主事业而对世界安全有所贡献的人”。当地报纸刊登对他的访问记。橡树园中学请他去作报告,他挥动着那条被弹片击破的裤子,报告他的负伤经过。报告结束时掌声雷动,震耳欲聋。他家里还陈列着欧洲的画片、地图、军装、枪、刺刀和勋章,供来访者观瞻。

    这样热烈的场面持续了近两个月。3月中旬,橡树园中学的校报《秋千》还根据他的讲述报道他的“故事”,不过说得越来越离奇,越来越滑稽了:“他先是以美国红十字会志愿军的身份在意大利服役,后来又在意大利军队服役”,“他胸部中弹了,但他用香烟塞住伤口,继续作战”,“海明威中尉受伤时,正在步兵第六十九团工作”,“意大利国王以个人名义授给他勋章”,诸如此类等等。(莱斯特·海明威:《我的哥哥海明威》,第53—58页。)

    家庭冲突

    一次大战在美国引起的轰动效应渐渐减退,公众对英雄的热情开始冷却,从激动走向淡忘,好比放烟火,火花在空中展开时灿烂无比,光彩夺目,熄灭之后四下里黑洞洞,静悄悄,跟没放的时候一个样。英雄们把军装收入衣柜、勋章藏进抽屉之后,他们发现自己一无所有。他们没有退伍军人或伤残人员的津贴,没有政府颁发的职称证书,他们想上学,也得不到资助或其他的方便。

    就海明威来说,生活不但平淡,而且还添了一个毛病:失眠。也许是受伤那个晚上黑暗中的闪亮,闪亮之后又归于黑暗所造成的惊吓,使海明威在黑暗中睡不着觉。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觉得我的灵魂和别的什么离开了我的躯体,好像从衣袋的一个角里抽出一条丝手帕一般。它四处飘去,然后回来了,又归回体内,我不再是死人了。”他后来在一个短篇《我躺下》中写主人公尼克“长期来我一直知道如果我在暗处闭上眼,忘乎所以,我的灵魂就会出窍。自从夜间挨了炸以来,我那样已经好久了,只感到灵魂出了窍,走掉了再回来”(《海明威短篇小说全集》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第412页。)。

    除了失眠之外,他内心又烦躁又矛盾。他没有工作,也找不到工作,无所事事,常到芝加哥一些低级的场所转悠,或者找朋友喝酒、聊天,可是一回家还得维持橡树园中产阶级家庭温文尔雅的礼仪和外表。他必须在母亲期待的目光下表现得彬彬有礼。他得忍受母亲的劝说和质问。他承认自己不应该吊儿郎当,不应该这样懒散下去,应该找一份正儿八经的工作去做。

    好容易盼到暑期,海明威赶快躲到密执安州北部的华隆湖畔。他在那里同朋友们打猎、钓鱼,回忆、聊天,一直待到树叶飘落,冬天来临。在这与世隔绝的地方,他开始写小说。他说“我每天自我训练,坐下来一遍又一遍地写。有时因为写得不够好,我就恨自己不中用。我在密执安州的皮托斯基写了一个秋天和半个冬季。很使人扫兴。我鼓足劲儿写,可就是没有人要。我的收获就是一次又一次的退稿”(库尔特·辛格:《海明威传》,第50页。)。

    在华隆湖附近的皮托斯基市,他结识了一位康纳波尔太太,她住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她希望在他们夫妇去南方期间,海明威能帮忙照看一下他们的有残疾的儿子。海明威欣然同意。到了多伦多之后,他通过康纳波尔结识了《多伦多星报》和《星报周刊》的编辑,答应做他们的自由撰稿人。自由撰稿人不同于他过去干过的见习记者,不必替报纸跑腿采访,也不必上班,但也没有固定的工资。他只要定期给报馆供稿,内容不限,但要有加拿大的特色。在多伦多的半年时间内,他写了十来篇通讯,内容有多伦多的暴发户、诈骗犯的行径、技校见闻、捕鱼、拳击乃至醉酒、撞车等等,它们不同于一般的消息报道,因为多少有点作者自己的特色。

    合同期满,海明威南归,在橡树园住了几天,又去密执安北部的华隆湖畔。这段时期他同母亲的矛盾冲突开始激化。先是海明威不愿意做家务,他认为像漆墙之类的活儿,母亲应该雇人去干。他母亲那年四十八岁了,也开始有点神经质,老生他的气。后来又有一个“半夜野餐”事件使冲突公开化。那是海明威刚过了二十一岁生日,他带了他的几个妹妹,还有邻居路米斯家的孩子,再加上几个年轻朋友,半夜里偷偷地去华隆湖上划船,在岸边生篝火举行野餐,男女孩子之间又免不了接吻之类的举动。此事被双方家长发现,因为海明威年龄最大,当属“主谋”,路米斯太太甚至不接受海明威的道歉。海明威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给她儿子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在信里,她把母亲养育孩子比做银行存款:

    ……我的儿子,欧内斯特,除非你端正你的行为——不要吊儿郎当,贪图享乐——只借不还——不顾别人只顾自己——不要挥霍你的积蓄,过奢侈浪费的日子——不要利用自己漂亮的脸蛋儿去愚弄那些容易上当受骗的小姑娘而忘记你对上帝和你的救世主耶稣基督的责任,换句话说,除非你的行为像个大人,你的前途只有破产:你已经透支了。……等你改变了你的思想和人生目标时,你会发现你的母亲在等待着欢迎你,不管是在这个世界还是在那个世界……(迈克尔·雷诺兹:《年轻的海明威》,纽约贝西尔·勃拉克威尔出版社,1986年,第137—138页。)

    海明威收到这封信后当即搬出别墅,严重的是,他父亲赞同母亲的意见,称他母亲这封信是一篇“杰作”,做母亲的应该这样教育自己的孩子。海明威此后称自己被“赶出家门”,“到处流浪”,实际情况是他在邻居的果园里打工干活,后来又找到他的好朋友比尔·史密斯一起去芝加哥。比尔·史密斯家的暑期别墅在霍顿湾,离海明威家的别墅不远,他们打小认识;比尔的性格温顺随和,能够容忍海明威随心所欲的强烈个性。比尔在芝加哥有一套空房,便邀海明威一起去住。

    不过,对于海明威来说,此去前途如何,实在是一个未知数。

    转 机

    海明威来到芝加哥之后,首要的问题是找一份工作以维持生计。但这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找到的。不想这时有一个姑娘闯进了他的生活。她名叫哈德莱·理查逊,是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人。她父亲早亡,母亲又刚去世,便应老同学凯特·史密斯之邀来芝加哥生活一段时间。她同海明威便是在史密斯家认识的。两人互有好感。哈德莱虽然比海明威年长八岁,但腼腆得很,处事犹豫,缺乏经验,还不及海明威果断、有主见。她在芝加哥待了三个星期,回圣路易斯后与海明威书信往来不断。

    当年12月,海明威找到了工作,为一份精装的月刊《合作联社》当助理编辑。这份杂志隶属于“美国合作协会”,为“协会”的各项业务做广告宣传。海明威的任务是编写这类宣传文字,开始时周薪四十美元。这对海明威来说是驾轻就熟的事情,他就此担任这项工作。

    如果说认识哈德莱,即他未来的妻子是他的第一个转机,那么,结识小说家舍伍德·安德森是他的第二个转机。

    安德森的开导使海明威对文学创作的认识跟上了时代的步伐。

    在这以前,海明威心目中的文学是什么样子的呢?可以说是橡树园水平,中学生水平,是一般中产阶级爱看的通俗小说。这种小说的模式,小说家辛克莱·路易斯是这样概括的:“在美国,一部小说要想真正为人们所喜爱,就得把美国男人个个写得身材高大、英俊、富有、待人真诚,而且都是打高尔夫球的好手,乡镇邻里之间无不相互友善,日日如此;美国姑娘难免放荡一些,不过最终都会变成贤妻良母。从地区上划分,美国主要包括:纽约,住在那里的人全是百万富翁;西部边地,那里永不变化,保留着1870年那种粗犷的英雄气概;再就是南方,那里人人生活在月色永远朦胧、木兰花四季飘香的种植园里。”(引自辛克莱·路易斯(1885—1951)1930年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的演讲。中译参见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巴比特》,1985年。)橡树园的太太俱乐部读的就是这类作品,或者更加曲折一些:一个青年经过怎样的艰苦奋斗才出人头地;一个年轻的女子怎样被人诽谤,结果被证明是清白的;一个坏人怎样在上帝的感召下变成了好人……总之,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标准依然主宰着大多数美国通俗小说。在橡树园这样保守、闭塞的地方,虽经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人们还是改变不了中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

    海明威当然不会满足于老一代人喜欢的那一类货色,但是他的视野有限:他跳不出学校、家庭为他提供的英国小说,跳不出全国性的大型通俗刊物所提供的美国文学楷模;他能接触到的新作家除了拉德纳,大概就是欧·亨利和杰克·伦敦,再就是英国小说家吉卜林。至于像康拉德、劳伦斯、庞德这些新潮作家,只限于小范围的人知道,海明威当时可能还没有听说过他们。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之前海明威的通讯报道有机会发表,而他所写的小说总是被退了回来的原因。

    对于很想从事创作而又不知如何跨创作门槛的海明威来说,安德森是最佳引路人。安德森是俄亥俄州人,早年经商,后来弃商从文。虽然起步较晚,但他在代表作《俄亥俄州的温斯堡镇》(1919)发表之后一举成名。这部小说一反19世纪的小说模式,不写美丽的、令人愉快的题材,而写阴暗的、令人不快的事物,也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却看重写中西部小镇上的人物对外界事物的反应,写他们如何惶惶不安,乃至心理变态。对当时的美国文坛来说,他是够“现代派”的了,从小说模式演变的角度说,安德森可以说是美国现代小说的先驱。他那次在芝加哥待了四个月,同海明威谈过好几次话,也读了一些他写的作品。他对海明威提出这些建议:

    你要区别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不要学发表在《星期六晚邮报》上的作品,它们不是文学标准;

    你要读《日规》、《美国信使》、《诗歌》这些新派杂志,它们代表最新的潮流;

    你不能光读英国小说,要读美国人写的小说,惠特曼和马克·吐温是伟大的美国作家,非读不可;

    你要读欧洲名家,尤其是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契诃夫,当然还有D.H.劳伦斯(D.H.劳伦斯,英国作家,他的作品当时正风行。)。

    这一大堆建议,海明威一时消化不了,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去读这么多书,但是安德森给他指点了入口处,省得他自己费时去探索,便知道怎样进入文学的殿堂。

    海明威和哈德莱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他去过一次圣路易斯市,两人于当年9月在海明威家的暑期别墅结婚。海明威和他家里的矛盾也得以缓和。婚后海明威辞掉《合作联社》编辑部的职务,靠哈德莱信托资金的利息生活。哈德莱继承了一笔信托五万美元的信托资金的遗产,年息可获三千美元,他们计划去意大利。他懂一点意大利语,可以带她去凭吊昔日的战场,那里有叫人流连忘返的名胜古迹,那里的生活消费水平低,物价便宜,到了那里,他可以写作,写战争中的故事……

    正在这时,安德森从法国回来了。他向海明威夫妇指出:你们该去的地方不是意大利,而是巴黎。巴黎房租低,物价便宜,酒尤其便宜;这是个自由城市,塞纳河沿岸恋人公开接吻,没有人觉得希罕;公园里,路边的咖啡屋,到处可以写作,在那里看美国看得清清楚楚,比在美国写美国效果好得多。书店,到处都是。你海明威要创作,非去巴黎不可。知道詹姆斯·乔伊斯吗?他在写一部“我们这一代人里最重要的作品”。庞德,这位意象主义的大师,也在巴黎。还有毕加索,你一定得见见他!他是中心,艺术革命的中心!不懂法文?不懂法文有什么关系?我也不懂,那儿尽是美国人。我可以给你写介绍信,介绍你认识巴黎的美国朋友。一句话,美国作家想有出息,“就必须永远做一个实验者,做一个探险者!”巴黎是艺术实验、艺术探险最好的地方!

    海明威夫妇经过商议,听从了安德森的劝告。哈德莱学过八年法语,生活用语能够应付。海明威已经同《多伦多星报》联系好,担任该报的驻欧记者,定期供稿,报道欧洲的时态和生活。他们的生计也不成问题。

    1921年年底,正当庞德帮助T.S.艾略特删改《荒原》、詹姆斯·乔伊斯戴着深度的近视镜埋头通读《尤利西斯》校样的时候,年轻的海明威——又一位未来的大作家横跨大西洋,驶向世界艺术的大都会——巴黎。